汇报会过去一个月之后，市里组织了一次赴邻市的专题培训。三天两夜。名单上有我。
我知道这个名额是怎么来的。我没有问，他也没有说。但我在出发前一天的晚上收拾行李的时候，在床边坐了一会儿。隔壁房间程栩已经睡了，客厅里程屹在看电视，声音调得很低。我把一件外套叠好放进行李箱，拉链拉上，站起来。我知道这趟培训会发生什么。我没有犹豫。不是因为我想——是因为我需要他。
培训安排在邻市一家党校宾馆。第一天是讲座和分组讨论，第二天下午是现场教学，晚上安排的是自由活动。晚饭的时候我看到他坐在主桌，和几个人在聊天，偶尔举杯。我没有坐到他附近，也没有刻意和他对视。但我在快散席的时候去了一趟洗手间，回来的时候手机亮了一下。没有备注，就一个房号。
我在房间里等到十一点才动身。走廊里没有人，地毯吸掉了脚步声。我在那扇门口站了几秒，伸手敲了三下。他开门的时候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浴袍。腰间的系带系得随意——和十一年前半岛酒店那晚一模一样。他侧身让我进去，门关上了。
他坐在床边，没有站起来迎接我。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酒店浴袍，胸口敞着，露出里面松弛的胸肌和一道淡色的旧疤。床头柜上放着一瓶已经打开的红酒和两个杯子——有一只已经用过了，杯沿上有一个淡淡的唇印。他倒了一杯递给我，我没有接。他看了我一眼，自己把那杯喝了。
"坐。"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他没有急着碰我。他伸手从床头柜上拿起电视遥控器，关掉了屏幕，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空调的低鸣声。然后他侧过头看着我。他的目光从我脸上慢慢移到锁骨，再往下。他的视线像一台扫描仪——没有温度，但非常精确。
"你自己脱还是我来。"
我没有回答。我站起来，当着他的面解开了衬衫扣子。一颗一颗的。他的视线跟着我的手指走，没有动。我把衬衫脱下来搭在椅背上，然后是裙子。党校宾馆的空调开得很足，皮肤暴露在空气里起了一层细小的颗粒。我站在那里，没有任何遮挡。他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伸出手——他的手掌贴着我的小腹慢慢往上推，推到我肋骨下缘的位置停下来，拇指在我的胸骨末端画了一个小圈。他的手心比我皮肤热很多。他用那个触感确认了一些东西，然后收回了手。
"躺过去。"
我躺下来。天花板的灯是那种老式的圆形吸顶灯，灯罩里积了一只死掉的飞蛾。他的身体覆盖上来的时候床垫塌陷了一下。他全程没有压在我身上——他用手臂撑着，把重量放在自己那边。他进入的时候龟头在阴道口找到了位置，没有试探，没有多余的摩擦，直接推了进来。撑开的感觉和十一年前一样——没有前戏的润滑，但也不像第一次那样生涩。他的节奏稳定得像一个常年做同一件事的人——不快不慢，每一下的深度都差不多，精确到像是他在脑子里数着频率。他的呼吸一直压得很低，只有到了后半程才变重了一些，额角的汗滴下来落在我锁骨上，温热的，很快就凉了。他没有吻我，没有摸我的脸，没有和我说任何话。我偏过头看着床头柜上那半瓶红酒和那只用过的杯子，杯沿上那个淡色的唇印还在。我在想那是他太太的还是他自己喝的时候留下的。
他射完之后停在我身体里喘了几口气，然后退出来，翻到床边躺了一下。毛巾就在床头柜上，他拿过来擦了一下自己，站起来去了浴室。水声持续了几分钟。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换好了衬衫，头发湿着，正在低头扣袖口的扣子。他没有重新穿上那件白色浴袍。
"回去了让下面把调令走一下。商务局政策法规处。副处长。"
我扣好衬衫最上面那颗扣子。
"好的。"
"你以后——"
"不要再找你了。"我替他把话说完了。他没有否认。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叫了我一声。我停下来。他扣好最后一颗袖扣，声音从背后传过来："你比以前稳了。"
我没有回头。那扇门在我身后关上了。走廊很长，灯光暖黄。我走得很稳。电梯来了，我走进去。门关上的时候我靠着电梯壁闭了一下眼。不是难过，不是愧疚。只是觉得很累。
我以为这一次也和上一次一样——交易结束，两清。
但入冬的时候他又让人联系了我一次。不是调令的事——调令已经在走了。是一顿饭。他组的一个小局，让我以处室对接的名义过去坐一下。我去了。饭桌上他没有多看我一眼。散席的时候别人先走了，他在门口叫住我，说了一句"最近怎么样"，像在问一个普通的下属。我说还行。他点了点头，上了车。
后来我开始慢慢明白——他要的不是一次交易。他从来不主动说，但他会隔一段时间让人联系我，像确认一条线路还能正常通话。他知道我想要什么，也知道我不会越界。他看上的不是我的身体——身体比我年轻的有的是。他看上的是我的脑子和我那股不甘心。一个聪明又不甘心的人，只要给她一条缝，她自己会撕开一整扇门。他不用推我，他自己也不用走太远。那几年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不需要说破的默契。
商务局政策法规处的处长姓王，五十七岁，还有三年退休。我从调进去的第一天就知道这个时间窗口。不算长，但够用。
那几年我开始了一段和任何正常关系都不太一样的生活。每年见林国栋三四次。有时候是他让人联系我——会议、调研、送一份材料过去。
第二次约在入冬后，换了一家酒店，在本市开发区。他到得比我早，已经洗过澡了，头发半干。这一次他没有让我自己脱——他站在我面前，隔着衬衫用拇指沿着我的锁骨划了一道线，然后低下头用嘴唇贴了一下那个位置。很轻。那可能是这几年里他做过的最接近温情的一个动作。他进入的时候比上一次多了一点从容——不是温柔，是没有那么赶了。
第三回见面的时候他已经不需要提前告诉我地点了。司机会在一个固定时间把房卡送到前台，我到前台报名字取。房间里永远开着空调，水温永远调好了，床头柜上永远有一瓶没开过的矿泉水。他每次都先洗澡，然后坐在床边等我。有一次结束之后他没有立刻去浴室，靠着床头坐了一会儿。他好像说了一句什么，声音低到我没听清。我没有问。他很快站起来去了浴室。
有一回见面是春天，他结束之后靠着床头，没有像平时那样立刻去洗。他伸手从床头柜上摸到烟盒，抽出一根点上，没有马上抽，夹着那根烟放了一会儿，像在想什么事。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你那个副处，也坐了一段时间了。"
我说嗯。
他没有再接下去。那根烟抽到一半就掐了，站起来去了浴室。过了大半年，王处长退休的文件下来了。
不谈感情，不谈将来，不谈家庭。我们之间除了交易没有别的东西。我喜欢这种干净。
三十七岁那年，我接任。正科级。
文件下来的那天我在办公室坐到很晚。桌上的座机没有响，手机也没有响。没有人来祝贺，没有人来约饭。这个位置是我自己一步一步铺出来的，铺得太隐蔽了，以至于没有人注意到我已经坐在那里了。
我关上电脑，收拾好桌面，关灯出门。走廊很安静，其他办公室的灯都灭了。我走到电梯口按了一下电梯键。等电梯的时候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脚下的影子——走廊灯从身后照过来，把影子拉得很长。
电梯到了。我走进去。
第二天上午局里开会宣布了任命。会结束后我回到自己那间办公室，窗户朝南，阳光从外面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我拉开窗让空气流通了一下——春天到了，窗外有鸟叫。我在办公桌前坐下来，翻开桌面上第一份待签的文件。钢笔握在手里的重量和当副处长时没有任何区别。
我低头签了自己的名字。
新办公室比旧的那间大了大概五平米。文件柜里的档案当年从创新路那栋灰扑扑的小楼搬到柳河街行政中心，再搬到这栋楼——每次加几平米、升半级。不远，但走了很多年。我把笔帽盖上。窗外的悬铃木正在发芽。